武强年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定为宋元时期是较为可信的，“年画”之称始于清道光二十九年。

明代初年，武强年画已有相当高的造型设计能力和镌刻水平，已趋成熟阶段。

武强年画发展到清康煕、嘉庆年间，社会安定，各业繁荣，为年画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环境。这时，武强年画的生产以县城南关为中心，辐射周围68个村庄，很多农民以年画为副业，多数农忙务农，农闲印画。武强县城南关形成全国最大的年画集散中心，出现的著名画店有“天玉和”、“万兴恒”、“宁泰”、“泰兴“四大家之后相继出现了“祥顺”、“德隆”、“东大兴”、“义盛昌”、“新义成”、“吉庆斋”、“同兴”、“大福兴”等八大家。各村小作坊难以数计。

这些大的画店都是长年生产，皆为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有的画店长期雇工五六十人，几十台刷画案子，最大的“宁泰”长年雇工300多人，在武强的南关有画案100多台。在该村旧城村有50多名，还在西安、内蒙等地设有外加工点。

清朝后期，最为兴盛的是“双兴顺、正兴和、乾兴、福兴德、德义祥、德祥”还有从前老八家中的“同兴、新义成”加在一起，被称为“新八家”。仍以南关为中心，设有“画业公议会”。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人民的观念随着时代变革而发生改变。这一时期，天津出现了石印版画，上海出现了胶印月份版年画，给木版年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到20世纪30年代，各大城镇几乎为石印年画和月份牌年画一统天下。各地年画产地的木版年画连续垮下来。这时，武强年画仍然保持着一定规模和发展势头。

直到“七·七”事变以前，武强南关开业的大小画店还有77家之多，武强年画生产仍保持一定规模。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延安鲁艺和华北联大的专业画家来到冀中，与武强年画艺人结合创作了武强年画史上又一新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以后，武强年画的发展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1951年，老画师贾灵奎和张春峰作为武强年画界的特邀代表参加了河北省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省文联胡苏主席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对武强年画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经过改革创新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1954年，在全县有9个乡的17个村庄恢复了画业生产，35家注册的画店共出版年画109种，其中新题材的作品16种。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武强县手工业联合社把已经组织起来的红星画社、九星画社、光明画组等单位和个体画户联合起来，成立了远大画业合作社。1958年改为武强县画业合作工厂，后简称武强画厂。
　　1961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振兴武强年画，发展河北美术”的指示，为了加强河北美术出版物的地方特色，弘扬优良传统，重振历史雄风更好的为现实服务指出了方向。

9月，为贯彻“振兴武强年画，发展河北美术”的指示精神，河北省文化局新闻出版处及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组成调查组，深入武强民间年画艺术之乡，进行调查。了解它的历史和形状，并和地、县领导及职能部门进行了全面具体的分析、探讨恢复和发展武强年画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1962年1月，经省领导批准，组成了以河北人民艺术出版社为主的武强年画工作室，后定名为河北武强画店，亦设在武强南关与武强画厂联合办公。
　　1963年3月25日至31日，在当时的河北省会天津、河北省艺术师范学院举办了武强木版年画首次展览，展出作品239件，其中新作33件。为“振兴武强年画，发展河北美术”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武强画店向全国重点木版年画产地和美术院校及研究单位提交有关资料。进行学术交流，为研究和发展武强年画注入新的活力。
　　1963年8月，武强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武强年画在生产救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武强年画受到极大的冲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武强画厂首先受到冲击，几万方木版被付之一炬，年画生产再次受到历史上最大的打击。年画业陷入极端困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强年画开始恢复生机。

武强年画产品，1979年被评为“河北省名牌优质产品”；两次荣获“河北省百花奖”；胶印年画获“部优产品”，丝网印武强年画荣获“全国金网铜牌（三等）奖”；木版年画《大戳锤门神》获国家金奖。 ^[2] 

1980年武强县成立了年画学会，经文化部批准成立了全国唯一县级出版单位武强年画社（1995年更名为河北武强画社），到2002年共出版发行武强年画780种，发行6000万张册。 ^[3] 

1985年，武强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年画专题博物馆。后来成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省级重点博物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国防教育基地、国家AA级旅游景点，南京大学等十几所大专院校的教学研究基地。 ^[2]